最近我们在处理一起印度的刑事案件过程中碰到一个难题。印度法官裁定准予保释，但是根据裁定书，当事人需要满足很多保释条件，其中一条就是需要该中方当事人提供居住在印度的担保人。因为中国人去印度经商很少拖家带口，出了刑事案件基本上找不到正常关系的担保人，通常做法就是去“买”担保人，即通过给印度人一定的费用，让他们充当中方当事人的担保人，这种做法其实印度法官也是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据印度法庭提供担保人的程序，需要将担保人带到法庭，法官将对他们进行问话，公诉人也会在此过程中提出反对。基于法官会先观察是不是“买”来的担保人，所以找到担保人之后需对其进行“庭前辅导”，防止被法官认定是“买”来的。但这种做法在中印关系恶化时期也面临了不少挑战，该案件的法官就是各种折腾，单就提供保释人的资格就进行了三次听证，保释人的要求也从一般的担保人升级到了—政府雇员—班加罗尔居民（公司注册地），最终还是安排了两位担保人从班加罗尔飞过来。

（该案保释裁定书的片段）

当然印度法官要求外国人提供担保人的要求其实十分不合理，是可上诉的，我们也检索了一些邦高院的判例，对于外国人是可以用担保金代替提供担保人的。但为了减少进一步的程序引发的讼累，我们还是尽量满足了当地法官的要求。对于前述的判例我们进行简单介绍：

“允许外国公民存入合理数额的保释金，而不是提供担保人以获得保释”。2021年1月13日，北安查尔邦高等法院指出，《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445条旨在为无法找到保释担保人的个人提供帮助。

Alok Kumar Verma法官在一名外国被告提出的保释申请中对“是否可以用保释金代替担保人”这一问题做出裁决。在允许他援引《刑诉法》第445条的同时，Alok Kumar Verma法官进一步指出：“申请人——被告是一名外国人，虽然他无法提供保释担保人，这并不妨碍他获得保释"。

一、案件的事实

上诉法院听取了申请人——被告David Morrison（外国公民）的上诉请求，要求撤销2020年10月8日卡希普尔的额外首席法官（“原审法院”）做出的裁定，该裁定拒绝了他用保释金代替担保人的申请。

保释是根据特定条款和条件批准的，其中一个条件是 “申请人应在提供两个相同担保范围的保证人的情况下获得保释，其中一个必须是本地保证人，以满足法院的要求”。申请人告知法庭，他的护照已被收缴，且由于申请人是外国人，他无法提供担保人。因此，根据《刑诉法》第445条，他提出存入保释金以代替提供担保人。

二、法院的裁定

法院认为，David Morrison被指示在第一时间提供担保金，并承诺在他无法提供保释金时将定期存入现金（态度比较好）。

此外，法院指出，《刑事诉讼法》第445条旨在为无法找到担保人的人提供便利，仅仅因为申请的被告是外国人而无法提供担保人，这并不能剥夺他被允许保释的权利。

因此，基于本案的事实和情形，原审法院的裁定被撤销。

申请人David Morrison没有提供担保人，而是被允许存入一个合理数额的保释金替代，以满足相关法院的要求。该申请被允许。

[David Morrison v. State of Uttrakhand, 2021 SCC OnLine Utt 49, decided on 13-01-2021]

三、律师点评

印度的外国人刑事案件保释程序中，有一项要求是要申请人提供两个保释担保人，且需要有一个是本地保释担保人。另一方面在外国人办理保释的时候，保证金和保证人的适用原则上不允许以保释金代替担保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在我国取保候审考虑的因素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对于保证人也没有本地的要求，只需满足与本案无牵连、有民事行为能力、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即可。

另外，对于目前印度经商环境的恶化，提醒中国同胞注意业务合规并对一些灰色地带的产业需及时获知政策动向，也需要注意两国关系对司法环境的影响，若牵涉刑事案件建议及时聘请可靠的律师进行应对。